盛英先生的新作《中国女性文学新探》摆在我的眼前，封面是蔚蓝色的海洋，中间有一抽象的白色鸟，书出得很美，又有顾骧先生作序，评价它本是我力所不及的，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，从个人角度谈一点感受而已。
顾先生“序”中讲：“二十年来，盛英弦歌不辍，执著不懈于女性文学这块园地上耕耘。可贵的是，她的文学批评日益精进，没有趔趄不前。……她是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开拓者之一。”
这个评价，不可谓不高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六十年代的欧美，是新女性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不仅把女性文本作为研究对象，更重要的是它对于西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定位。这无异于一场革命，难怪弗洛伦斯·南丁格尔作了那样一个胆大包天的预言：下一个基督也许将是女性。——这是女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宣言，也许仅仅因为如此，创世纪的神话将被改写，父权制一相情愿的选择将被颠覆，这自然会引起菲勒斯中心的恐慌。
而中国真正的女性文学写作始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此前，尽管女作家写作阵容一向庞大，但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，也就是说，与男性写作的视角、风格、立场、话语相一致。直到八十年代后期，父权制所确认的中心化价值体系陷入危机之后，真正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逐渐出现。伴随着女性写作的逐步深入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渐渐展现其全新的姿态。戴锦华、季红真、王绯、陈丹娅、陈惠芬、荒林……等等女性文学批评家的阵容日益强大，盛英先生亦成为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。细读《新探》不难发现，作者相当长的批评生涯似可分为两个阶段，一是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，二是自1993年至今。在漫长的批评生涯中，作者的知识结构在不断更新，“她从社会历史的批评起步，逐步增强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色彩，她追求以女性意识为观照，具女性价值和女性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体范”（顾骧先生语），有着清晰透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。特别是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，更是纵横捭阖游刃有余，渐入炉火纯青的佳境。这令我想起那个关于皮格马利翁的著名神话。
我想，所谓新女性主义话语与菲勒斯中心话语最重要的区别，大概就在于“女性的主体性”。而盛英先生的批评，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了极大的突破。无论是她宏篇巨制式的《90年代：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及其特征》，还是对于王安忆、铁凝、陈染、林白、毕淑敏、徐坤、张欣、方方、池莉……等90年代强大的女作家阵容进行逐个的剖析，都充满着“女性性别的主体性”，无论是审美还是审丑，无论是脸上有疤痕还是身上有瑕疵，展示的都是有血有肉的真女人，而决不是皮格马利翁塑造的象牙假女人！——我以为，这正是盛英先生九十年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真实价值所在。《中国女性文学新探》，应当算作她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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